（转）六年来我的经历（兼对中国经济的思考）之彻底整理版

苏南人的自信在增长，一个个神话在流传。其中最出色的一个是：我们县有一个人，居住在国外，回国探亲的时候，买了几双皮鞋，准备送给家乡的人，回家亲人们一看，居然是我们县里出口的。
　　　　　　 自信增长的同时，房地产的狂热也在增长：政府的各个局几乎都办了房地产公司，很多建筑队也办了，甚至一些生产型企业也办了。最为出格的是一个美籍我们县人，回国也办了一个房地产公司，名字叫做伯威公司，伯威是他的名字，姓什么我忘记了。
　　　　　　 现在很多经济学家说苏南模式是以集体经济为主，因此，有政企不分的毛病，但是我觉得不是。
　　　　　　 因为，在当时，这种现象固然存在，可是在市场上唱主角的，还是民营企业。而且在94年÷95年，集体经济的改制已经结束，剩余的也在进行中。
　　　　　　 经济学家们忽视的是，民营经济第一次出现后的盲目性和疯狂性。
　　　　 我觉得，苏南模式的失败，不是因为没有发展民营经济，而是政府和社会的不成熟÷不够理性，没有预计到民营经济发展中带来的非理性。
　　　　　　 95年，非理性在进一步发展。住房的价格不断发展，与此同时，是老百姓与日俱增的自豪感，还有媒体，其中包括真正兴起没几年的中央电视台的吹捧。
　　　　　　 但是实际上，老百姓是没有什么钱的，生活水平也并不比其他地方真的要高上太多，估计稍微高一点吧。
　　　　　　 宣传得多了，人们就信了。
　　　　　　 有一天，我父亲回家，告诉我们这么一件事：那一天，有个我爸爸熟悉的绍兴厂长炮上门来，说愿意到我家厂里来，而且仅仅要当个车间主任，我爸爸问了一下，才知道，绍兴集体企业厂长的工资和我们这边差不多。
　　　　　　 第二天，我爸爸见到这个人说，俗话说，“宁为鸡头，勿为牛后。"既然已经是一厂之长了，又何必居人篱下呢？再说车间主任的位置已经没有了。
　　　　　　 这位老兄失望得不得了，一副弃暗从明从不了的样子，这样回家去了。现在估计要笑死了（大概会这么想：妈的，老子当年幸亏没有离开浙江！）
　　　　 下面要说一下我父亲，他16岁初中没有毕业，60年代初和一批年轻人开始搞起工业来。当时很艰苦，几个人凑了十几块钱，买了几个汽油桶，里面糊上厚厚一层泥，找一个风箱，就是打铁炉；再弄两个拣狗屎的篮子，跑上几十里，到县城唯一的煤炭码头，专门拣一些洒落地上，人家不要的煤块，一般只有大拇指那么大。
　　　　　　 当时没有吃的，他们经常饿得半死。挑了一篮子煤炭回来以后，就给公家修修镰刀，补补犁头，也算是社办企业。
　　　　　　 60年代中期，当时江苏流行乡镇办农具厂，于是他们就一下子变成了大集体企业，我爸爸回家的时候，周围的人经常看到他就喊他是“大工人”。
　　　　　　 后来工厂越来越大，因为正好赶上改革开放初期的严重产品短缺，工厂在八十年代越来越大，终于有了几十亩的厂房，也有了200多工人。
　　　　 多年来，苦难的生活锻炼了我父亲，他不是很不谨慎的人，反而是一个很睿智的人，为人也很开明，很聪明，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是很喜欢学习，39岁就是八级工了，因此变成了城市户口。
　　　　　　 他看到人家有人念上大学，就把我带到他的家中，让我向他取经。所以，我认识我们镇在我以前全部的大学生。
　　　　　　 辛勤劳动来致富，是他一向的观点，而且也是他一直对我们兄弟两人谆谆教诲这一点。
　　　　　　 95年，情况在变化。周围一些人，平时很懒散，天天睡觉到八点钟，手头原本也没有什么钱，可是因为前几年，预测到房地产市场的前景，投入了。虽然还照样游手好闲，手头的钱却不断地增加。
　　　　　　 我父亲沉不住气了。他开始对他的过去进行反思。我记得，有一个夏天的晚上，他坐在我的蚊帐前，一边抽烟，一边隔着蚊帐对我说：“儿子，你有没有发现我老了？好像我现在很不适应这个时代了。”
　　　　　　 可惜的是，我当时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当时酷爱地理，天天对着中学世界地图，猛用一种叫做“方格放大法”的方法来画地图。这句话对我来说，什么涟漪也没有引起，我只是觉得怪怪的。
　　　　　　 我还记得，那一天，月亮很圆，月光很好，洒落在我的床头，外面是微微的清风，并不很热。真是一个很好的月夜啊！
　　　　 在这个世界中，其实没有复杂的事情。
　　　　　　　　 但是很多人善于把事情搞复杂，比如说，在现在社会中，总有一些人喜欢搞一些名称很复杂的东西来欺骗人。这些名称中，还夹杂着一些英文。所以很多意志不坚定的人被欺骗了。
　　　　　　　　 “了解你自己”，是希腊一座山上的石刻。可是究竟有多少人能够自己了解自己呢？因为不了解，所以容易偏离方向。
　　　　　　　　 我父亲意志很坚定，但是有一个弱点：自卑。他一直很羡慕大学生，为自己没有机会上大学而痛苦。所以只要有人以大学教授的角色出现，说了一些话，他就奉为真理。
　　　　　　　　 当时的经济学家还不是有机的。他们确实是诚心诚意地讲出自己的观点，可是他们对现实根本就不知道，他们是象牙塔里的人。
　　　　　　　　 现在这种现象也不少：法学博士，没有律师经历就做法官；MBA根本没有真正的企业管理经验，就去指挥一个大企业……
　　　　　　　　 自卑的我父亲，却相信：时代已经改变了。全国人民都要到苏南来购买商品，苏南的商品是全国最有竞争力的，农民会不断地变成市民，所以房地产业肯定是会永远火红的。
　　　　　　 很多事情，不亲身经历，是不知道的。真正知道真理的人，应该是经历了很多，同时博览群书的人。
　　　　　　 当时那些大学教授不是，现在很多大学教授也不是。这一道理是我在读了硕士研究生以后，看到了那些知名的教授，并且知道他们其实很不懂他们的专业以后，才知道的。
　　因为他们很善于构筑一个模型，但是在这些模型中，有很多现象没有被考虑，只有经历很多的人，才知道这些现象，没有什么实际经历的大学教授怎么能知道呢？
　　　　　 可是这些人却很喜欢发表意见，而且很多人会相信。实际上，世界上的真理，往往是很简单的。
　　这一切，我父亲怎么知道呢？他只知道：那些人是教他所羡慕的那类人的老师！
　　所以他决心改变。
　　他的选择和很多现在的人们一样：炒楼盘。
　　　　 我父亲是很实际的人，他担心的是，自己财富的增长不能赶上时代，所以他决心改变自己，适应这个时代。
　　　　　　　　 当时，他并没有什么很强的实力。既然楼市里，做一个房地产商的可能性已经渐渐消失，所以他作出了和现在很多温州人一样的选择。
　　　　　　　　 几乎在同时，周围有很多和他一样的小型的老板也作出了同样的选择。
　　　　　　　　 他发现了银行体系的一个漏洞：一项资产可以多重抵押，比如说在农业银行可以作抵押，另外一家银行又可以作质押等等。从中间，他可以贷到几乎是工厂资产一倍半的款子。
　　　　　　　　 在前几年，很多人炒楼盘的时候，也用的是同一手法，只是后来很多银行发现了之后，才不动声色地堵死了这个漏洞。
　　　　　　　　 所以我父亲是很聪明的。只是后来证明，这种聪明害惨了他。
　　　　　　 在我家的后门口，有一棵法国梧桐树，这是我在7岁的时候亲手种下的，现在已经很粗壮了。树的下面，是一口井，旁边是一丛剑麻，现在也很茂盛了。
　　　　　　　　 夏天树上很容易生虫，虫身上长毛，这种毛要是落下来，人的身上会很痒，到处全是小疙瘩。所以夏天，我是不去树下的。
　　　　　　　　 但是我家并没有把这棵树锯掉，因为我们全家都很爱树，哪怕是一棵很让人讨厌的树。我亲手种的树超过了100棵。
　　　　　　　　 但是在春天，树下却是很好的，这时候还没有虫。
　　　　　　　　 95年的春天，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很美好啊！树叶子是那么的绿，阳光是那么的明媚，空气中弥漫的全是香味，一半是真的香，一般是因为我们家的心情很轻松。
　　　　　　　　 虽然当时很快要高考了，我还是很轻松，因为我是全校文科第一，考上大学问题不大。我父亲也很兴奋，虽然他自己不是大学生，可是却将成为大学生的父亲，而且很可能是两个大学生的父亲。
　　　　　　 有一天，我父亲÷我还有我的小弟弟三个人来到树下，好像先在井盖上坐了一会儿。
　　　　　　　　 我父亲的兴致突然来了，他把我们拉到树下。从口袋里掏出钥匙，对我们说：“来，给你们划条线。”
　　　　　　　　 我们两个人贴着树站着，父亲又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卷尺，给我们丈量。他是做机械的，身上总是带着这东西。
　　　　　　　　 我还记得当时我是1米72，我弟弟是1米43。他在树上划了两条痕迹，写上1.72和1.43。
　　　　　　　　 因为是法国梧桐树，树皮很容易脱落，所以写起来很艰难，字有点歪歪扭扭。这一个细节，我记得很清楚。
　　　　　　　　 妈妈在家里叫了起来，喊我们吃晚饭。我父亲很悄悄地对我们说：“不要对你妈妈说啊！”
　　　　　　　　 苏南的天空，近夏天的傍晚，西天边通常是血红血红的。我父亲这时候，突然昂头向天，自言自语：“如果你们将来成了名人，这棵树也就成名了，我也就沾你们的光，被人记住了。”我环顾四周，看到东天是墨蓝墨蓝的，西边是血红的，天空的颜色很艳丽。
　　　　　　　　 他们走了，我留下，揭开井盖，看到在水中，一个半边血红的脸。
　　　　　　 我现在在想，我父亲那时候是什么心情呢？是充满希望，还是心怀犹豫，却又不得不上？有一点是肯定的，他没有预料到，后果会这么严重。
　　　　　　　　 狂热席卷了苏南，我们县自然也不例外。
　　　　　　　　 房价节节向上，在96年上半年，终于到了离市中心近一点的房子要1500元一平方。
　　　　　　　　 并不是所有的人是狂热的。这个人是浙江富阳人，自己办了一个小厂，一直在给我家厂里做配套，为人也很老实。
　　　　　　　　 有一次，他押送了一车货过来，就开始劝告我父亲，意思是现在房价已经到了很离谱的地步了，应该考虑收手了。
　　　　　　　　 我父亲一直是很善于听人家意见的。可是这次却没有：“我问过了，现在我们县一年才造60万平方米房子，县里有70多万人，一个人一平方也不够，不用担心的。”
　　　　　　　　 这个人走了。
　　　　　　　　 他当时真是为我们好，也很诚心诚意地想我父亲收手。
　　　　　　　　 后来，这个人成了我们家企业的毁灭者。当企业陷于最困难的境地的时候，他给了最后一击。
　　　　　　　　 现在我们家里人一点也不怨恨他。因为，大家都是做企业的，你不欠我，我不欠你，就算我们家厂毁在他的手里，那只是我们无能，不是他的问题，这是做生意最基本的道理。
　　　　　　 在90年代的时候，很多浙江小企业在为苏南企业做配套，真正的大企业并不多。谁会想得到，当苏南企业因为种种原因自杀之后，这些毫不起眼的企业会占据苏南企业的市场呢？
　　　　　　　　 人生中最危险的敌人，不是什么在大街上的陌生人，而是就在我们身边。因为他们对我们最了解，也最容易伤害我们。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容易和谈得来的陌生人谈出知心话，而对周围的人却再三保守秘密的原因吧？
　　　　　　　　 到那时候，苏南人从最初的筚路蓝缕，到大中小企业纷纷涌现，已经经历了近30年了。三十年创业的艰辛，真是不能用言语来形容。
　　　　　　　　 可是，因为创业的艰辛，当时的苏南人也滋生了过于自信的情绪。
　　　　　　　　 他们认为，在中国，没有一群农民可以和他们竞争，因为其余的人没有技术，没有资金，更不懂经营。
　　　　　　　　 这些或许是事实，但是他们忘记了，因为当时体制的严重限制，他们创业的时候，是从无到有。他们辛辛苦苦花费了很长时间，在体制中打开了个缺口，别的搭顺路车的人却可以从这个缺口一穿而过。
　　　　　　　　 对竞争对手的低估，是苏南模式失败很重要的原因。
　　　　　　 浙江就是苏南的竞争对手，当时义乌已经搞了小商品市场，苏南人对此嗤之以鼻：在一个没有空运÷没有河运÷没有任何交通和地理优势的地区，居然能办一个商品交易市场？
　　　　　　　　 可是苏南人想错了，浙江人是绝大部分苏南企业的终结者。
　　　　　　　　 浙江人÷特别是温州人在苏南的出现，很早很早，我记得最早的时候，应该可以从挑着担子，走家穿户，用糖换鸡毛开始。
　　　　　　　　 有的时候，我母亲看到他们，也会叫住他们，给他们一碗饭吃，这些人很奇怪，一点菜也不吃，居然能够稀里哗啦地几口，就吃完了很满很满的一大碗饭。
　　　　　　　　 问他们为什么不吃菜，他们说，家里田太少，吃不饱，所以到外面混口饭吃，有白饭吃就不错了，实在不需要什么菜。
　　　　 后来这些人消失了，走村穿户的变成了一些自称（或许真的是）安徽的人，当然，他们干的事情不一样。
　　　　　　　　 这些人有的重新在浙江出现，有的则出现在我们县的市场里，变成了一些老板，不过并不象现在这么受人欢迎，也没有这么拥有“浙商”这个统一的称号。
　　　　　　　　 就苏南来说，它是一个包容的地区。这一点，古已有之。
　　　　　　　　 我们县企业的市场在被侵蚀，但人们对此不在乎。因为房价在上涨，得到的远远大于失去的。
　　　　　　　　 后来者和新来者竞争的时候，后来者永远是吃亏的，因为人们有一个定势。所以，需要后来者采取一些不同寻常的措施。
　　　　　　　　 市面上开始出现一些形状和我们县的产品一样，但其实不一样的皮鞋。人们买了以后，一周不到，这些鞋就会原形毕露。
　　　　　　　　 苏南的皮鞋大县现在成了外来皮鞋（当然，有些并不是皮的）的销售地。

现在我们固然可以指责浙江人，特别是温州人的不守规矩。但是我想，苏南人也应该反思，为什么我们会失去市场呢？
　　　　　　　　 苏南，特别是我们县皮鞋业的一个缺陷，在于没有品牌。有人形容说温州是个“家家开厂，户户点火”的地方，如果以此来形容当时的苏南，一点也不为过。
　　　　　　　　 有些经济学家认为，苏南模式的特点在于集体经济，这一点我并不认可。但是不可否认，集体经济对苏南的企业有很强的影响力。很多苏南的私营企业主，有些是集体企业里的员工出来，自己办厂；有些则是由改制转来。
　　“酒香不怕巷子深”是很多苏南企业坚信的原则。商标，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东西。
　　　　　　　　 如果现在时光倒转，具有我们现在这样思想的人，回到90年代初的苏南，去询问那些还在鼎盛期的苏南大大小小的企业主，为什么不树立自己的品牌。“品牌有什么用？”这恐怕是他们的第一反应。
　　　　　　　　 是啊，品牌有什么用呢？
　　　　　　　　 苏南的皮鞋行业，很多源于集体企业，对于某种皮鞋的工艺，制作材料，有着自己的一套规矩。虽然企业众多，但是只要说出一种皮鞋的编号，谁都知道是什么样子。
　　　　　　　　 既然如此，为什么要品牌呢？
　　现在我们回想往事，在10多年前，什么品牌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是飞跃牌电视机、蝴蝶牌缝纫机、“长城电扇、电扇长城”、永久牌自行车，还是苏州产的香雪海电冰箱？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没有了。
　　　　　　　　 为什么没有了？因为品牌是用来标志复杂产品的。就现在而言，比如说大米，什么品牌最好，没有人知道，因为大米不复杂，品牌对消费者的意义不大。遵守标准的苏南人做梦也没有想到，有一天，居然有一群人生产的产品，不是某种类型，居然打着某种类型的称号，而且看上去一样。
　　　　　　　　 对于同类产品，买贱不买贵，这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
　　　　　　　　 “劣币驱逐良币”，这是经济学的普遍规律，但是不是所有的劣币都能驱逐良币，这时候，只要良币通过某种办法，把自己和劣币划分开来。如果苏南人足够精明，打出品牌，虽然不断受伪造产品的冲击，或许还能维持下去。
　　　　　　　　 不幸的是，他们走上了另外一条路，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也造起了假货。
　　很多苏南人或许会不承认自己也造过假货，或许可以把责任全部推给当时的浙江人，特别是温州人。但是我还是要说，当年很多苏南人确实是造过假货，只不过，当时很多假货的经销商是浙江人，所以造成了假货全部是浙江人造的假象。
　　　　　　　　 当时，我表兄高中考大学没有考上，去学了皮鞋手艺。在我们隔壁村里一户作坊里做。皮鞋行业原本是个好行业，好的鞋匠，一年可以拿到5000块，比在机械工厂工作的要多。
　　　　　　　　 但是在95年，我们县的皮鞋行业出现了亏损，到过年了，他的工资发不出了。
　　　　　　　　 家里经济很困难，就指望他一个人工资过年。结果他跑来我们家借钱。
　　　　　　　　 “以后怎么办？”我问他。“不知道。”他一向沉默寡言，这次他回答起来，犹如来自地狱的声音。
　　　　　　　　 96年，过年以后不久，他离开了那家作坊。为什么离开？他回答是：“太缺德了，现在厂里造的全部是假货，根本没法穿。”
　　　　　　　　 我表兄转行了，学起了修车。我表兄可以转行，可是苏南的皮鞋行业却不行，他们没有把自己和劣质皮鞋划分开来，又没有足够的勇气来泯灭良心，等待他们中大部分的，只有灭亡。
　　　　　　　　 充满自信的苏南人，这时候突然发现，他们并非无懈可击，他们身上有致命的弱点。当他们的竞争对手袭击他们的弱点时，他们居然连还手的能力也没有。
　　　　　　　　 他们张皇，他们无奈，他们不断地指责对手缺乏道德。可是在一个已经失去诚信的市场中，道德方面的指责有什么用呢？真正的对抗措施是还击，是弥补自己的弱点。可是，他们中间绝大部分人没有，他们开始怨天尤人，有的背弃了自己原先的理念，走向沉沦。
　　　　　　　　 坚持自己理念的，并且成功地反击的寥寥无几，但是现在他们熬过了冬天，成为我们现在看到一些巨人级的企业。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苏南虽然中小企业不多，但是却有很多巨人级，甚至销售额超过百亿以上的企业。现在苏南的“大企业现象”源于此。
　　　　　　　　 熬过冬天，就是春天，在春天里，企业还是可以快速发展。可是，熬过冬天，毕竟是少数。
　　　　　　　　 等待很多企业的是，灭亡。
　　　　　　　　 外来竞争，不单单带来的是诚信的缺失，而且还带来内部的争斗。
　　　　　　　　 现在，很多浙江老板还告诉我，苏南人是最老实的员工之一。我听了以后，只是笑了笑。
　　　　　　　　 其实，苏南人以前比现在更老实。
　　　　　　　　 为什么苏南人老实？这要归功于集体经济。在集体经济下，当一个人进入了一个集体企业，他的生老病死，就和企业挂上了钩，而且他的儿子还可以继承他的岗位，叫做“接班”。
　　　　　　　　 但是集体经济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具有相当的灵活性，如果一个员工表现不好，企业照样可以处理，甚至辞退。失去一个工作的代价，足以让很多人对不老实望而却步。
　　　　　　　　 我父亲就是这么一个例子，在八十年代的时候，有一些工人在外面揽私活。我父亲从来不愿意，不是他不想钱，而是为我考虑，假如我上不了学，至少可以接他的班。
　　　　　　　　 90年代，情况变了，改制开始了。
　　　　　　　　 原本的领导，变成了老板；原本的职工，变成了打工者；原本的同事关系，变成了雇佣关系……
　　　　　　　　 工人工资的数量没有变，甚至有增加；工人还是在干原来的活；工人还是那个人。可是他们的思想变了。
　　　　　　　　 改制不是不好，确确实实让企业有了大发展。可是，得者全得，失者全失，这种震撼力对人们的心理影响力有多大？
　　　　　　　　 起初，我父亲并不愿意改制，因为这让他感到道德有亏，可是改制是上面下来的，一定要改，他有什么办法呢？
　　　　　　　　 他去找了镇党委书记，很委婉地说，自己并不愿意改制。党委书记听完了以后，冷笑一声：“你不想改去，可以，想改去的人多呢！”
　　　　　　　　 很快，我父亲接受了，为什么上面有政策，而且还有好处的事情，自己不去干呢？
　　　　　　
　　可是员工们会想到这么多吗？他们不会，他们想到的是，你道德有亏，所以对你表示绝望。
　　　　　　　　 在创业的一辈中，我父亲当时是硕果仅存的一个，而且从单位的经营状况来看，也不能说占了很大便宜。
　　　　　　　　 德高望重的元老变成了窃厂大盗。
　　　　　　　　 工人们真正表现出了无产阶级的斗争性。于是，和谐换成了独断，批评变成了呵斥……从治厂者的角度来看，他们何尝喜欢这样，可是没有办法，因为不用更严厉的手段，工厂根本运行不了。
　　　　　　　　 效率提高了，公平失去了。元老成了独夫，成了多疑的监视者。
　　　　　　 一批批的员工离开了，他们为的是道德感，为的是争一口气，更为了钱。
　　　　　　　　 很多人去了浙江的企业，因为近。缺少熟练工，缺少技术人员，是浙江很多企业只能做配套的重要原因。30年积累起来、被保护起来的技术÷工艺，现在成了竞争者的了。
　　　　　　　　 其实在浙江的企业中，他们也是工人，但是很多浙江老板却不必背负道德的包袱，因为工厂，本来就是他们自己的。
　　　　　　　　 苏南自己给自己创造了对手，这些对手又反过来袭击了苏南的软肋。而且当品牌时代到来的时候，浙江企业已经能够制造出足够质量的产品了。
　　　　　　　　 品牌，本来是不诚信社会的产物，现在又成了打击苏南的武器。
　　不管怎么说，再写上一段吧！晚点睡觉就是了。
　　　　　　　　 现在回想往事，有很多感叹。当然，我们可以抱怨政府，或者指责政府官员的道德有缺陷，甚至嘲笑他们玩世不恭。
　　　　　　　　 可是，我们同样也要来审视我们自己，因为这些人不是什么特殊材料制成的，而是来自我们中间的一员，甚至是我们的父兄。他们的缺点我们都存在。
　　　　　　　　 中国人有一个很大的缺点是：做事情喜欢方法，却不讲究原则，只讲短期效果，不讲长期效应，这就是所谓的“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无论从古人的井田制、九服制，还是现代的一些制度，人们充满理想，规划得很妙，却不知道如何坚持原则，又能具体实施。所以才会出现一下子全部改制的情况。
　　　　　　　　 可是，决策者的失败，却是由非决策者来承担，这真是我们现代人悲哀啊？而且人们质疑的是道德有亏者，而很少涉及决策者。
　　　　　　 我父亲是个很深沉的人，其实改制后的第一天，他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发现人们态度的变化。他不说，我们家人也不知道。
　　　　　　　　 我们知道的是：当我们到工厂里去的时候，人们对我们态度的变化。过去我们可以甜甜蜜蜜地叫他们一声叔叔，或者是阿姨之类的，现在他们却以“少东家”的眼光来看待我。如果我叫了，他们会貌似谦恭地说：“啊呀，我们怎么敢当呢？”
　　　　　　　　 春天的时候，河边芦笋的嫩芽冒了出来，黄黄的；对我来说，这些景象和原来一样，因为改制以后，我们家甚至连桌上的菜也没有多一碟；可是很多人却并不这么认为，因为这是他们境况改变的第一年。
　　　　　　 人一天一天地少了，但对工厂没有影响。因为对于一个工厂来说，几乎没有什么人是很重要的，人走了，下面还会有人来。
　　　　　　　　 有一天，我正在工厂里玩，突然我父亲的一个徒弟来了，一进门，看到我在父亲办公室里，呆了一呆，过了好长时间，才红着脸对我父亲说：“师傅，我有点事想对你说。”
　　　　　　　　 我父亲大概感觉出什么不对劲，很僵硬地，却又面带笑容地说：“说吧。”
　　　　　　　　 他看了看我，脸上很尴尬地笑了笑。父亲叫我出去，我就出去了。
　　　　　　　　 当天晚上，我父亲的手一直在颤抖，吃饭也只是吃了小半碗，平时他吃两碗。那天晚上，好象天气很好。
　　　　　　 我这位师兄现在还在我们镇，出来以后，他也开了一个规模很小的厂。在98年以后的两三年内，他背了一屁股债，人也不知去向，很多人以为他死了。
　　　　　　　　 可是2002年的时候，他回来了，还了债，工厂又办了起来，现在还在我们镇上，现在看到我们还热情地打招呼，并死活要拉我们去吃饭。
　　　　　　　　 我现在还不知道，他当时是以什么理由要离开的。我父亲没有说过，也没有关照我们要对他采取何种态度上的疏远姿态。
　　　　　　　　 人就是这么奇怪。
　　　　　　 房产的狂热在继续。与此同时，随着社会关系的变动，人与人之间的猜疑也日益增加。
　　　　　　　　 以前，师傅和徒弟之间，几乎如同父子一样。师傅对徒弟也毫不藏私，倾囊相授。可是现在，师徒之间也没有那么和谐了，他们之间互相防备，徒弟们只等一学到手艺，就跳出去；而师傅们则尽可能将徒弟变为自己的廉价劳动力。
　　　　　　　　 街头上，越来越多的人现在开始变得油滑起来，他们油腔滑调，四处想揩油，占小便宜，以前，这是很讨人嫌的。现在却似乎成为一种时髦。
　　　　　　　　 男女关系也开始变得复杂起来，很多年轻人结婚÷离婚，很快又结婚……以前的家庭纽带一下子变得松弛起来。年轻的女孩子为什么一定要嫁给自己喜欢的人，却同时受苦呢？她们可以先享受性生活，尔后再嫁给条件好的人。
　　　　　　 这种情况，在苏南很普遍，在我们县，大约是最普遍的。所以现在，在苏南人中，我们县的民风几乎是最坏的：人既没什么能力，又喜欢耍人，经常做一些损人不利己的事情。
　　　　　　　　 多年不回去了，真是希望家乡的风气会变好一点。
　　　　　　　　 明白了这一点，家乡也就不美了：艳丽的阳光，开始变得刺眼；远远望去如同大海波涛一样的庄稼，成了一些奇怪的绿色植物；人们的笑脸，变成了假面具，让人觉得可怕。
　　　　　　　　 我很喜欢和人们说话，父母亲现在一再对我说，对什么人不要掏出心里话。理由是：“现在人心很坏！”
　　　　　　 罗马的崩溃并非一日，苏南的崩溃也并非一日。
　　　　　　　　 罗马统帅小西庇阿攻克迦太基的时候，他不是很高兴，而是无比伤感，说，有一天，光荣的罗马，也会和迦太基一样，被异族人所征服。
　　　　　　　　 我的先辈们，千辛万苦，白手起家，为我们创造了一份产业，以致被冠以“苏南模式”的光环。
　　他们没有料到，他们基础的毁坏，是当他们以为天下无敌的时候开始的。
　　　　　　　　 一种经济模式，当它成为一种神话，它就离崩溃不远了。只是现在还沉浸在神话中的人们体会不到而已，当他们体会到时，已经晚了。这时，神话已经破灭，充满了失败情绪的人们四处分散，流落四方，忽忽如狂，却又不知所措。
　　　　　　　　 论坛上的人们，记住我这句话啊！
　　　　　　　　 95年，一个新的事物开始出现，不是在别处，而是在人们的餐桌上，那就是葡萄酒。
　　　　　　　　 我还记得我第一看到葡萄酒的感觉：多么奇怪的一个瓶子，居然和现在我们还常见的啤酒瓶不一样，下面很大，上面很小。我本来以为，酒瓶一定是和啤酒瓶一样的。
　　　　　　　　 但是，在我的口里，全是回味葡萄的味道。没想到，喝了一口，居然只是一些甜甜的水，有点酒味。
　　　　　　　　 现在回想起来，这酒一定是劣质酒，甚至是勾兑的，可是但是却不这么想，觉得太时髦了。当时，在电视和电影上，为了表示一些腐败的人们的堕落生活，才会出现一些似乎很时髦的人，举着酒杯，态度很优雅地小口品尝着这些酒，当然这些人基本上是没有好下场的。
　　　　　　　　 葡萄酒在农村普通聚会的出现，当时看作先进，现在回想起来，这是多么苦痛的历史的开始啊！
　　　　　　　　 葡萄酒的出现不是偶然的。
　　　　　　　　 在90年代，当时的中国，有一个县很出名，那就是张家港。它以其城市建设，特别是那条并不长，但是全国闻名的步行街出名。这条街简直是苏南模式的象征。
　　　　　　　　 张家港的经验在电视上播出，在我们的眼里，看到的宏伟的城市建筑，看到的是干净的街道，看到的农民成为市民的辉煌前景。
　　　　　　　　 乡镇÷城市开始大兴土木，墙壁上也开始刷上了学习张家港的口号。现代化似乎是一蹴而就。
　　　　　　　　 但是这种学习，对于经济条件不错的县来说，还能勉强承受得住，问题不是很大，关键是我们县并不是很好的一个县。
　　　　　　　　 城市面貌改善了，带来的是政府的奢靡之风。
　　　　　　　　 这很正常，大家想一下，如果一个人穿着解放鞋，那么他喝稀饭，吃萝卜干也是很正常的。可是当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地区面貌涣然一新的时候，这个城市管理者还会坚守简朴吗？
　　　　　　　　 如果还是坚持后者，那就跟一个穿西装÷打领带的人，天天喝稀饭，吃萝卜干一样的了。既然穿上了西装，就要吃得÷住得÷用的÷行的和这身衣服相称。
　　大兴土木要钱，现在官员们都想买车，要钱；住的要宽敞，于是单位要想办法，也要钱……
　　　　　　　　 当时看上去豪华的酒店盖起来了，幕墙铺起来了，酒店的名字金光闪闪……企业却开始感觉到负担越来越重，因为无数双手开始伸了出来。
　　　　　　　　 但是我还是想说实话，那时的企业负担并不太重，以至到了企业败坏的地步。
　　　　　　　　 因为在其中，还有很多钱是政府一些部门自己赚来的，在房地产高潮中，他们纷纷办公司，用赚来的钱提高职工的福利。政府搞城市建设，主要来源于贷款和土地出让的收入。
　　政府之所以为政府，在于它有着很强的支配经济资源的能力，同时政府应该受到一定的限制。
　　　　　　　　 现在我们可以四处看看，《行政许可法》实施以后，多少政府可以收费的项目被堵死！
　　　　　　　　 可是在90年代的苏南，当时体制还没有如此进步，政府有着很强的支配经济的能力，但是却没有什么很有效的制约手段（当然，在名义上有），整个政府就象一张大嘴，象一个黑洞，能够把什么都吃进去。
　　　　　　　　 90年代流行着一部电影《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说实话，这片子一般，也没有什么新意，不过是两个离婚的男女之间唧唧歪歪的鸟事。
　　　　　　　　 可是在当时的干部看来，简直是太好了：老板可以坐车，而且坐的是普桑，住的居然是酒店。天哪，这才是真正资产阶级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啊！
　　各个单位纷纷兴起了造大楼之风，美其名曰为改善市容，而且很多是借贷来修的，要分多年来付款。当然，其中原因不言而喻。
　　　　　　　　 现在很多人只要一听到单位要造房子，马上就皱起眉头，大骂：“妈的，老子今年的年终奖又不能涨了！”
　　　　　　　　 可是在那时，这些造大楼的人却欢欣鼓舞，因为如同农民一样：农民是不是有钱，要靠家里的楼房来显示；一个单位是不是有权，要靠大楼来体现。
　　　　　　　　 一个单位如果大楼漂亮，那么单位的人会很有面子。苏南人有个癖好，如果吹自己如何如何，那是不受人欢迎的；如果吹孩子如何如何，那却不成问题。职工的父母来到县城，也会很得意回家去吹上半天孩子单位的大楼。尔后感叹说：“他们现在啊，真是很体面！”自觉风光无比。自然，如果有邻居和亲朋好友的吹捧，那传播效果更好。
　　在这里，要讲一讲政府机关和一些事业单位的运作规律。
　　　　　　　　 现在，很多人认为，如果在一个机关里当头头，只要把上面的头头伺候好了，就没有问题了，这就是所谓的“唯上论”。
　　　　　　　　 这一个观点对不对呢？也对也不对。
　　　　　　　　 “唯上论”是没错，可是，只是反应了事实的一方面。一个单位的领导要是受欢迎，还应该具备另外一个能力，就是获得全单位的人的欢迎。
　　　　　　　　 如果光是欺负下面人，追捧上面人，那这个人是当不了长的。
　　　　　　　　 如何让下面人欢迎呢？一般单位领导，基本上有两招：给物资条件，比如说是房子之类；还有另外一招，就是给官帽子。
　　　　　　　　 自然，在分配过程中，会出现一些不公平的现象，给人以欺负下面人的感觉。其实这种感觉是不对的，因为从大体上而言，还是公平的。真正有点事情的，也只是一些小的÷或者是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人们在传言中，把这些现象给扩大了。
　　　　　　　　 应该说，那些不受部下欢迎的领导，基本上是两类人，要么穷凶极恶，要么清正廉洁。前者让人家怕他，后者让人无懈可击（不要以为手下人会感激他，那只是小说或者戏剧中的情节而已）。
　　　　　　　　 可是这两类人毕竟是极端的，一般的领导干部还是在两者中间，还是有自己的七情六欲的。
　　　　　　　　 所以他要迎合众人。
　　可是一般的单位，从财政来的钱基本上是固定的。因此，这个领导就遇到一个问题：钱从那里来？
　　　　　　　　 他们的办法基本上就是八个字“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当然以前的时候，官员要想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
　　　　　　　　 因为集体企业是有级别的，它们是官办的企业，很多集体企业的领导者本来就是官员。比如说我父亲，原先当过乡镇的工办副主任，也算副股级。
　　　　　　　　 这时候，一些部门就很难伸手，为什么，因为涉及到一系列的问题。县里一些局向当时集体企业伸手的难度，不亚于现在的上级政府向下级政府要钱。
　　　　　　　　 可是改制后，形势不同了.改制等于是脱掉了企业的“官”背景，一下子由“官”变成了“民”，这时候，一个小小的乡镇官员也可以来伸手，为什么仅仅因为你现在是“民营企业”。
　　在1995年，苏南企业面临着多重挑战：楼市的疯狂，抽走了很多企业的资金，有的甚至放弃了自己的制造业主业，专门从事房地产；外来的企业竞争力提高，冲击着传统市场；改制使企业人才流失，风气变坏，吃苦耐劳的精神几乎消失殆尽；而且官员们也开始伸手。
　　　　　　　　 没有什么社会是没有矛盾的。这一点，我是坚信的。
　　　　　　　　 可是面对这么多的矛盾，苏南应对起来，就没有那么方便了。
　　　　　　　　 楼市的崩溃即将导致全面的失败。因为这将造成所有矛盾的全面爆发。
　　　　　　　　 1996年，因为忙于高考，对外面的形势不是很了解，但我隐隐约约觉得，不是很好。
　　　　　　　　 我父亲是个酒量很小的人，而且人也很古板，从来不喜欢找人吃饭，特别是官员，一旦不得不请了，回家以后必然大骂世风日下。
　　　　　　　　 96年，他变了，似乎变得很喜欢吃饭，而且喜欢和一些品德很差的人吃饭。这些人一般是一些银行的信贷部主任，或者是信用社的主任之类。
　　　　　　　　 有一次，我回到家，看到妈妈和弟弟两个人坐在一起，默默地吃着饭，和以前温馨的家庭环境一点也不同。\
　　　　　　　　 “爸爸呢？”我问。
　　　　　　　　 “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上饭店去了。”妈妈很默默地说。
　　　　　　　　 “谁呀？”妈妈就告诉我，是谁谁谁。这些人果然都是名声很不好的人。
　　　　　　　　 很多人都知道，到了一定年龄，儿子对父亲有逆反心理的，可是我好像从来没有过。因为他既勤劳，又善于吃苦，而且为人很开通，再加上还有一点点幽默和理想，简直是我人生的标杆。
　　　　　　　　 可是我没有想到，我父亲居然变了，居然和那些人混在一起。真有一种道德形象崩溃的感觉。
　　当天，看到妈妈不想吃饭，我也难过，也没胃口，默默地吃了点饭，没吃饱，脚也没洗，就上床睡了。
　　　　　　　　 躺到床上，怎么也睡不着，觉得浑身很酸痛。我的床对着门，一阵一阵地凉风吹了过来，蚊帐一动一动。这时候，外面的路上，一群下班回来的工人正好从我家门口骑过，自行车哗哗作响，一边还唱着《水手》：“年少的我……”，伴着一阵阵的大笑。
　　月色如水，凉意入骨。因为身上很痛，我以为自己感冒了，以前父亲会很关心我的，他每天总是和我聊上两句。因为当时住校，每两周回家一次，所以他一般在家里等我回家，再鼓励我两句。
　　可是，现在一切都变了，现在父亲有钱了，唉，果然是男人有钱就变坏啊。我这时候又想到，未来自己不要这样，一定要做个好人，特别是意志坚定的人。
　　后来，我就睡着了。第二天，我父亲和母亲互相不说话，我也上学了。
　　为什么我父亲要和一些声名狼藉的人吃饭呢，而且全是银行业的人呢？现在想来，一定是当时出了资金问题了，可是我父亲却不说，也不告诉我们，他一个人自己在那里抗着。
　　如果现在有人问我，你1996的感觉是什么的？
　　我会说，除了不停地在做模拟题以外，没有什么太多地感觉。
　　　　　　 没有电视看，没有课外书看，没有春游，没有踢足球，只有没完没了的考试，一次次的排名。记忆是一片空白，只是为了完成父亲唯一的愿望：成为大学生。

96年7月7÷8÷9三天是高考的日子，学校派车，又到了县城。
　　半年一直在忙着做考试题目，进了本来很熟悉的县城。突然有一种很熟悉，但是又很陌生的感觉：到处是新房子，上面拉满了各种红红的彩条，都是一些庆祝某某楼盘开盘的话，街道很整洁，沿着京杭大运河，一堵新的城墙也造了起来。
　　县城真漂亮啊！这是我当时的感觉，光荣和骄傲，充满了我的内心。我挺起胸膛。看着这一切，心中不断地念着一句话：“这是我的家乡？”
　　骄傲蒙蔽了我的双眼：那些彩条有些发白，甚至有的还有些破损，楼盘并没有出现有人居住的迹象，而我父亲却在这些楼盘中投入了大量的资金。
　　2003年，我当时已经在浙江杭州，一天晚上，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打开了我们县统计信息网站，有份统计公报，上面有一句话，大意是说，经过几年的消化，现在10年前建造的房子已经只剩60万平方米，估计再过两年，就可以全部消化光。
　　当时的景象，其实那是先兆。
　　经济的发展，需要产业的支撑。苏南人不幸的是，浙江人冲过来，抠挖了市场的大部分，而苏南人却还在指望楼市的升值。
　　以后，在痛苦和反思中，我认识到：在经济中，房地产业从来都不是，也不应该是主业。一旦被一个地区认定为主业，这个地方的经济也就差不多了。
　　1996年，我考上了大学，完成了父亲的心愿。父亲很高兴。
　　那个暑假初期，我过得很轻松，到上海去转了一圈，父亲也很舍得花钱，带我到上海的饭馆里去吃了几顿饭。还买了一本书，名字叫《中国不能乱》。
　　回到了家，我对父亲说，想到我们家的工厂去看一看，父亲笑了笑，有点勉强，说：“不用了，你目前最关键的是，要休息好，准备大学后的生活。”
　　于是我开始玩，和一群初中毕业后工作了的同村人，经常去看录像，看得混天暗地的。
　　有一天下午，我又去看录像。到了录像厅，老板说不开门，因为他和他老婆刚刚吵过架。我不想回家，于是在镇上乱串。
　　不知怎么的，我到了我们家工厂的门口。
　　我大吃一惊：工厂铁门紧闭，连门卫也不在。去年的同时，是人来人往，不时有一辆卡车运出货的呀！今天怎么啦？一种不祥的感觉涌上我的心头。
　　“你不要问，你不要问！”父亲一回家，听了我的问题，就大发雷霆。
　　晚饭以后，父亲突然过来，对我说：“我也不瞒你了，现在流动资金困难，一个拳头不能打两个敌人，先保住房子。”父亲很自信地对我说，他投入了500多万，现在房子的价格是近1000万，只是卖不出去，所以先要保住房子，一旦市场形势好转，马上变现，对工厂毫无影响。
　　　　　　 这种心理，当时很多人都有。我叔叔当时办了一个家具厂，他也投入了100多万，也舍不得抛掉。
　　　　　　 96年的夏天，不是很热，苏南的夏天通常是很热的。但是那个夏天，我很困惑。电视的新闻上，不断地有一些领导在强调，要做好下岗失业工人的安置工作。
　　“下岗”，当时是个新名词，我不知道为什么人们会突然下岗。
　　　　　　 伴随着“下岗”这个新名词，还有一个新闻：就是先前我们县那位预制站站长在广州跳楼了。
　　经济在无可奈何地下滑，我惊异地发现：原先我们周围的一些鞋厂，现在已经消失了；关于鞋子的神话，现在也没有提了；很多改制后的工厂，居然也和我家一样，关门了。
　　苏南在没落，可是当时我们认为，苏南在前进，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
　　道路是曲折的，不假，可是前景却不是光明的。
　　对一个行业来说，前景是光明的。
　　这个行业是歌舞厅业，或者也可以叫其它的名字。
　　街上的年轻人，现在有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在工厂里打上半年工，尔后到歌舞厅里去鬼混上十几天，尔后再回家被父母亲暴打一顿，尔后再去工厂，尔后再去鬼混……
　　公务员÷教师等拿固定工资的行业突然变得火爆起来。
　　居然不时有人上门，说要给我介绍女朋友，因为我考的是师范，自然，也因为我爸爸是老板。
　　想起来真是搞笑，现在尽管10年过去了，还是有类似的事情。在北京，上海还有很多城市，包括杭州，很多20岁刚出头的女孩子，居然就上当地举办的相亲会，导致参加相亲会的男女比例达到一比四。
　　喜欢女孩子早婚，这好像是中国人的习惯。
　　这真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人家给我介绍的女孩子，条件一般都不比我家差（现在想想，要不是因为理想，我真是应该娶了这些人）
　　拿固定工资的工作变得抢手，是经济衰落的前兆。
　　在经济火爆的时候，拿固定工资的人真是觉得低微啊，往往人家一个月挣的钱，相当于他们一年的工资。可是到了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这些人却又成了抢手货，因为他们的未来可以预测。
　　当人们开始追求又可预测未来的人为女婿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他们的未来是不可预测的。
　　其实，工作就是工作，没有什么大不了。
　　可是中国人老是喜欢把这些东西和人的婚姻连接起来，真是很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呢，婚姻本来应该是两情相悦的东西呀。
　　我们的国人老是喜欢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
　　　　　　 去年，我在温州待了半年，居然发现温州人有个很奇怪的婚嫁观念：女孩子嫁人，一般喜欢嫁给公务员÷教师等拿固定工资。
　　联想到近年来温州经济发展情况（一直是浙江倒数第一），我暗自在想，莫非温州现在也要重蹈苏南的覆辙？
　　我现在还是想重复一下前面的话：当一种经济模式被传为神话的时候，这种经济模式也就离崩溃不远啦。
　　10年风水轮流转，以前苏南人很喜欢的事情，现在的温州人也很喜欢干了，比如说炒楼、背弃自己的主业，发展房地产等等。历史就是这么无情。
　　现在很多苏南人倒是以经商为荣，并不是很在意是不是当官员÷或者是教师，这种观念好像越来越淡了
　　1997年，经济形势开始变坏了。
　　　　　　 沉迷于楼市的苏南人，这时候发现，他们以前自以为骄傲的工业，现在也变得千疮百孔，面临着强大的竞争对手，而且他们惊惶失措，不知如何应对，这时候，他们才领悟到，原来，房子不是象他们能原先所想的那样，是一种神奇的财产，不是恒久保值的。
　　　　　　 人生就是这样。很多人知道道理，但是他们不了解道理中间还含有很多小道理。
　　　　　　 2005年的时候，我在温州住了半年，和温州很多政要混得很熟悉（当然是面熟）。当时温州楼市已经很危险了，一个牛B很大的财团，结果连一块地的土地出让金都不能按时交出。为什么，我四处询问，结果发现，在他们的脑海中，谈到楼市，一个自然的反应就是：“那可是房子啊，只要有人在，房子就不会贬值的。” 这时候，我就知道，原来在人世间，很多事情是这样的，你不经历过，就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所谓规律者，如果每一个人相信它存在，它就是规律，如果有一大部分人相信，它就很可能不是规律。
　　　　　　 问题的关键是，现在有很多人相信，有规律存在。相信形形色色的“天命论”者，那就等于把自己的前途和一生交给这些虚无飘渺的理论。
　　　　　　 更要命的是，这些人还可以不负责任!
　　1997年，经过了一年多的僵持以后，我们县的房价开始下跌。从原先的1500元左右，下降到1000元，花费了半年；尔后直线向下，三个月之后，由原先的1000元，下降到500元左右，此后一路不动，既没有人买，也没有人愿意再低价卖出，出现了崩盘后的全面冷清局面。
　　　　　　 此后，房地产再也不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对很多人来说，房地产只是很多种生产产品之一而已，实在没有什么值得多说的。
　　　　　　 神奇的房地产从此一蹶不振。
　　　　 我现在还是要说我的父亲，到我们县的房地产下降的时候，我们家才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等到我们茫然，想要自救的时候，世界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了。
　　　　　　 不论何种经验丰富的人，世界对他来说，只有一个，这是无法改变的现实。
　　　　　　 我父亲和伙伴们，从白手起家，为我们地区的工业化开创了一条道路，但是到了他年老的时候，世界改变了。
　　　　　　 自信，既然可以帮助一个人成就事业，也能使一个人沉沦，不幸的是，我们家选择了后者。
　　　　　　 在这个时刻，我父亲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勇气，从几乎家破人亡的边缘拯救了全家。
　　　　　　 楼市有个特点，它往往受政府干预的影响很大，价格上涨和下跌，并不是完全按照一般的商品价格一样来波动：通常是出现一个平坡，尔后直线下降；以后再是一个平坡；尔后再向下。
　　　　　　 我父亲这时候很明白，已经没有办法再企图侥幸，那么最好的办法是减少损失。
　　　　　　 所以我父亲的办法是：在房价急剧下降的时候，无论如何不介入市场，因为这会导致很多人的一起来抛出，反而形势更坏。而进入平坡期的时候，一些意志不坚定的人又会以为是一个高涨的前奏来到，于是会大力吃进，而这时候，房价往往又有小幅上扬的趋势，于是我父亲就赶紧抛出。
　　　　 尽管如此，我的父亲还不挡不住滚滚而来的衰流，很快他有出售了工厂，天哪，也是运气好，当时居然还有人要！而且给的价钱还不低！
　　　　　　 这样子，整个帐目填平了。没有赢钱，也没有亏欠。我父亲又回到了原来的状况，增加的只是他的年龄。
　　　　　　 可是对于一个人来说，出售他多年经营的财产，而且这财产还是他和同伴们手创出来的，真是一种痛苦，而且还是超级的痛苦。
　　　　　　 要签合同的前一天，他一个人呆在房间里，我和妈妈眼泪汪汪。吃午饭的时候，他还在房间里，我听到他沉重的脚步声，嘴里不断的念着几句话：“从我手里拿到，从我手里丢掉，没什么可恨的，没什么可恨的。”
　　再见了，我的工厂，我曾经寄托了很多梦想：在附近的河边，我拔过芦笋；在工厂里，我也学过做机械；在食堂边的青苔上，我也曾经跌个半死；在北面阴暗的角落里，我也曾经在冬天哆哆嗦嗦，感受到了寒冷，而且还要替父亲做账……
　　　　　　 以前，我感到痛苦的事情，现在已经变得不可能了，因为从此以后，我将成为这里的客人，而不是主人。
　　　　　　 当时我在想，或许不久以后，我会回来的。这将成为我重整家风的开始。事实上，这个工厂被卖去以后，到现在为止，经营状况并不好，可是我也不象我当时所想象的那么神勇，现在还没有能实现当年看来似乎一个小小的愿望。
　　　　 我不知道，为什么到现在我还在怀念我家的那个小工厂，或许对于很多人来说，世界上总有很多事情是值得他们回忆的吧。
　　　　　　 这些东西，有一些是物品，还有一些是景色。有的人看到夕阳西下，会热泪盈眶，为什么，因为他们有很多值得怀念的东西。
　　　　　　 对于我来说，心中一直有的那个把工厂拿回的感觉，就是要找回我童年的感觉，没有任何的意义。
　　　　　　 我想问一些经济学家，你们的理论中，有这些感觉吗？
　　　　　　 他们认为，世界上很多东西，只要是价值相同，那它们就是一样的。所以它们之间没有任何区别。
　　　　　　 没有感情，没有人性的闪光。这就是经济学。
　　　　　　 我说到这里，不是为了去否认经济学的作用，但我想说的就是经济学不是万能，也不是什么都能解释的。
　　　　 经济学很重要的一个作用，是为了总结过去，但不是为了预测未来，因此遇到几乎完全和过去一样的情形。那就变成了真理。
　　　　　　 但问题是，我们正处在一个变动的社会中，经济学家只能变成“事后诸葛亮”了。
　　　　　　 现在人们知道，苏南模式衰落了。
　　　　　　 但是一些人不知道，一些人知道。
　　　　　　 不知道的人是当时苏南的老百姓。因为你在电视上看到的，在报纸上看到的，在很多媒介上接受到的，是苏南模式一片大好……
　　　　　　 知道的人有两类：一类是政府官员；另一类是经济学者。
　　　　　　 他们知道，可是他们不作声。
　　　　　　 为什么？前者是希望能够对外界造成一个印象：我的治下，还是一片大好。出于这种想法，就要做一些事情，表明我还没有变坏。
　　　　　　 他们做了些什么呢？
　　　　　　 现在，很多人到了苏南的京杭大运河边，不会觉得什么，因为实在没有什么。但是大家去想，一个运河，数百公里，从镇江到苏州，先筑个坝，把水抽干，再挖下去几十米，尔后再在两边铺上水泥板，再在路过的乡镇种上玫瑰花，是多么宏大的一个工程啊！
　　　　　　 而且还在那么经济条件萧条的地方！
　　　　 这类事情很多，比如我们县在重新造了大运河边的一座塔，尔后又建筑了一条城墙，再建一大群建筑。
　　　　　　 城市和县的管理者得意洋洋，以为他们为自己的政绩建造了一座丰碑，而且还可以那些好处。
　　　　　　 事实上，当一个地方的管理者开始准备为自己建造丰碑，以便流传后世的时候，这个地方实际上已经走向衰落。
　　　　　　 这似乎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规律。
　　　　　　 没有税收，但是政府有办法，他们有行政权力，他们有办法。
　　　　　　 很多企业消失了，不是房地产崩溃把它们消灭，不是之后的银行贷款紧缩把它们消灭，不是浙江的企业把它们消灭，而是苏南的地方政府把它们消灭。
　　　　　　 上了马的工程不能停下来，烂尾楼不能出现，公务员加上去了工资和待遇不能降下来，政府各个单位办的公司又亏得一塌糊涂……但是财政又跟不上，怎么办，只有向老百姓和小企业伸手。
　　　　　　 很多小企业消失了，本来或许它们可以成为大公司的。我们镇里，原先各种各样的作坊等大约有400户，在两年之内，变成了20多家，损失率达到了95％！
　　　　 如果说，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或者什么情形让我心中生出痛苦的感觉，我想说，那肯定是我家工厂解散的情形。
　　　　　　 那一天，居然天气很好，真是讽刺！
　　　　　　 我父亲到了单位的小礼堂里，里面全是人，不是他叫来的，那是人家来想他要遣散费，自发地来的。
　　　　　　 里面人来人往，很多人挤着，一个个叫着，吵着，闹着……我父亲狼狈不堪，挤了进去。周围的人习惯性地低下了声音。
　　　　　　 我父亲脸上眼泪横流，痛苦万状。
　　　　　　 他走到台上，周围的人们一个个睁大了眼睛，看着他，我在背后。这是些什么神色呢？愤怒，痛心，悲哀，同情……样样都有，或许什么也没有，那些人或许已经神经麻木了
　　　　 我父亲第一句话，我还记得很清楚：“我是个罪人，如果我们大家齐心协力，我们什么都不怕，可是我把厂搞坏了。害了大家，害了大家全家，我是罪人！”
　　　　　　 他话还没有说完，就在台上号啕大哭。
　　　　　　 下面的人无语，一个个也热泪盈眶，他们也一个个低下了头。
　　　　　　 当年，怠工的有他们，咒骂的有他们，玩小花样几乎使工厂出事情的也有他们，不断地故意增加次品的也有他们……
　　　　　　 现在工厂没有了，他们中大多数也没有地方去混了，他们将象十多年前一样，回到广阔的田野中去，重新回到他们的责任田里去。
　　　　　　 一场内讧，原先是不想我父亲得到很多，结果闹了下去，却迫使我父亲采取了投机的办法，结果工厂和他们的工作一起消失了。
　　　　　　 后来的老板决心几乎不要他们全部，因为害怕他们。
　　　　 我家的工厂消失了，很多人家的工厂也消失了。
　　　　　　 这就是苏南模式的结局。当然也有很多工厂活下来，这就是那些巨大企业的来源。
　　　　　　 经济学家们知道自己错了，他们开始减少分贝，最后无声，然后，一段时间以后，他们又开始赞美别的模式，多么好的危机管理，几乎人人都是这样！
　　　　　　 苏南模式消失了，但是它们的出现和消失并不是没有价值。我的先辈们筚路蓝缕，从最简陋的工具出发，开创了一个新的工业模式。
　　　　　　 如果说解放后，大规模工业建设的开始，是为了说明中国人可以有规划地搞工业的话，那么苏南模式则证明了，烟囱里冒出黑烟，不是城市的专利，农民也可以搞工业。在实现工业化的能力上，城市人和农村人并没有什么区别。现在人们对城乡区别的强烈憎恨，很多的自信恐怕可以源自苏南模式及以后的其他地方经济发展的经济实践。
　　　　　　 苏南模式最早在经济上证明了中国工业化也可以出现在农村，农民在搞经济上也可以有作为，农民在政治上并不应该生来就是贱民。
　　　　 中国史书上，在一个人传记最后，往往有一段“赞曰”，来归纳这个人的一生。
　　　　　　 我也来一个“赞曰”，尝试着对苏南模式作一个归纳。
　　　　　　 赞曰：我辈先人，筚路蓝缕，起于田亩之间，侧身于闹市之中，斯苦斯难，后人难尽知也，然则奋发而起，遂使举世皆知，其烈烈之举，岂非伟哉！然则燕然已勒之时，却为心生骄横之日，致伟鳞横海之势，苍翼蔽日之形，不出三载，内患频生，终至垂败，反为蝼蚁所食，岂不哀哉！
　　　　　　 斯情斯景，宛在眼前，而今，后人不思，犹欲继其之弊，不知患在眉睫！记之记之，无忘斯言。
　　　　　　 下面开始讲述苏南模式崩溃后的痛苦生活，和正在走向没落的浙江模式。
　　　　 1998年，我父亲回到了家里，他试图找点事情干干，当然不是做老板，而是做打工仔。
　　　　　　 他开始四处打听，找以前的老朋友，这些朋友自然很客气，可是一听说要找事情做，马上就变换了脸色。唉，世界上有很多人是这样的，饭可以给你吃，但是路是绝对不会给人家走的。
　　　　　　 父亲回来，默默地抽烟，脸色阴沉，一句话也不说，以前他是厂长的时候，那是管理者，现在说起来，也算个企业管理人士之类的，自然是越老越好，可是如果是一名打工者，自然是越年青越好。
　　　　　　 父亲开始思考，可是世界并不容得他思考，因为现实的问题摆在他的面前，我和我兄弟都要读书，既然要读书。就要花钱。
　　　　　　 幸亏我父亲早就有远见，把我送去读师范，但是的南京师范大学是免收学费的，这样我就只要向他要生活费就可以了。
　　　　　　 可是大家想想，一个快六十岁的人，几乎什么都失去了。就算他很能干，在当时的经济萧条中，又能挣多少钱呢？
　　　　　　 原先的工人们纷纷回到了田地中，他们在原来是集体，后来变成我家的那家工厂里消耗了太多的时间，等到他们被时间抛出去的时候，他们已经年龄几乎是四十岁了。
　　　　　　 他们原来以为自己有一技之长，说什么也会有工作的，不用担心，因此这也是他们不用担心我父亲，在早些年敢于搞鬼的原因。但是现在世界变了，他们突然发现，自己已经为时代所抛弃。因为象他们一样有技术的人，到处都是，很多年轻人刚刚初中毕业之后，学了一两年，就已经几乎和他们一样的有技术。

有一句现在比喻来说吧。现在很多在90年代初毕业的大学生，心中还是充满了精英意识，还是很以为自己很能干。可是他们敢出一些稳定的单位吗？不敢，因为他们很快就发现，自己实际上已经和时代脱节了。因为现在的大学生太多了，而且又不象商品一样，可以贴上标签，标明是90年代生产，是10多年陈的，因此可以卖上好几倍的价钱。
　　　　　　 这些人现在的状况和当时那些工人们一样。
　　　　 尊老爱幼是农业社会的美德，但不是工业社会的美德。我们不幸生活在这个时代，既享受不到工业社会的社会保障，同时还要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自己已经老的自尊。真是一种痛苦。
　　　　　　 可以说，现在很多人还是不能接受这种观念，依老卖老的现象还是存在，可是有多少年轻人会去理会呢？
　　　　　　 人人都会老，这是亘古不变的现象，可是到了工业社会的初期。这种情况就变得很难接受，因为这时候，推动社会进步的往往不是什么技术，而是人们的劳动能力，年纪大了，劳动能力自然会降低，所以现在想想我自己的未来，真是不寒而栗啊！！
　　　　 既然如此，人们就会产生出了两种办法：一种是自我麻醉，相信有一天世界会变好，这种人很多，同样当面临不幸的时候，也是这些人能够忍受；还有一部分人，则是用尽各种办法来自救。自救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努力通过自己的行动在社会上出人头地；另外一种则是玩命地聚敛钱财，很多贪污受贿者心中就是想的这样，为了让子孙更保险，他们还要想尽办法，为子孙预先聚集大量的财富，以免使子孙贫穷，这就是很多官员为什么腐败的原因。
　　　　　　 官员腐败的原因只有一点，就是他们也觉得这个世界很恐怖，因此为了子孙繁衍，要预先做好准备。实际上，真正穷奢极侈的官员是很少，他们中很多人往往是有远见，而且可以看到社会弊端的人。
　　　　　　 我们社会之所以会出现这么多的不公平现象，主要的原因就是缺少两个东西：一个是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另外就是一套公平的人和人竞争的制度。
　　既然所有的人都知道社会不行了，所有的人都要在这社会的残余的财产中去分一杯羹。传统的苏南社会几乎到了礼崩乐坏的地步。
　　　　　　 在分配社会的残余财富的过程中，往往是高位的人越容易分到。很多人只能看着人家分配，自己在一旁臭骂，其实如果有机会，他们也会去分一下的，而且不会比前者更好。
　　　　　　 苏南经济模式的崩溃，其实是一件小事情，如果做好危机控制的话，本来事情不算很大，过一段时间就可以弥合。可是因为有了这些末日来临的感觉，官员们的担心，终于酿成了长达五六年痛苦不堪的生活。
　　　　　　 谈起这时候的腐败和荒谬现象，真是一言难尽。谈起这时候，老百姓生活的痛苦，更是一言难尽。
　　　　 我叔叔的企业就是这么被压垮的。本来他的企业受房地产危机的冲击不是很大，他投入的钱也不是很多，应该来说，他是可以逃过这一劫的。
　　　　　　 但是他没有逃过。
　　　　　　 1997年的过年，我去了他那里，走进工厂的办公室里，正好看到一个人。居然是我们镇里中学的一个体育教师，他在那里不断地苦苦哀求，居然是想向我叔叔要一条“红塔山”香烟。
　　　　　　 “既然你镇上所有的人都给了，为什么不给我一条呢？”他说，他站在那里，看着我走近，面无愧色地看着我。
　　　　　　 “某某老师，我送香烟给他们，为什么，你也知道的，你怎么好来问我要香烟呢？”
　　　　　　 “霍，你这么说就不对了，我也是为国家服务的。总不能看重他们，不看重我吧！”
　　　　　　 “……”
　　　　　　 “你要是不给，我就到处去告诉人家。”
　　　　　　 ……最后我叔叔给了，实际上我叔叔是一向很守法的，但是为了避免很多麻烦，结果他只能屈服了。
　　　　 很多企业倒闭了，我叔叔一看形势不妙，一年挣的钱还不够人家来勒索的，甚至是镇上卫生所的人也会来伸手，只好把企业给自动关闭了，真是见鬼！
　　　　　　 人心既然已经变得如此，甚至很多一些原来道德品质为人称道的人也变坏了。工厂既然面临着这么多困难，很多人知难而退。末日也就来临了。
　　　　　　 中国人一向缺乏公共精神，“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句来自《论语》的话就是明证。
　　　　　　 当人们必须站起来，反抗种种不法行为的时候，总要有一些人来领头，当然结果是这些人必然会受到处理，于是人们就变聪明了。没有人起来反抗。既然没有人反抗，就只能看着社会的堕落。
　　　　　　 在我们国家历史上动乱时代，总有一些忠诚勇敢的人敢于起来反抗，挺身而出，为他们崇仰的事业而奋斗。这些人不仅仅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者，而且也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只要在有公共精神的人的领导下，我们这个民族会表现出世界上最大无畏的精神的。长征就是一个明证。
　　　　　　 但是我现在在想问，如果我们国家和一些强国发生冲突，我们还能象抗日战争、象长征一样勇于捐躯吗？
　　　　 上面有位说到《丑陋的中国人》，所以，在这里我不说正题，现在来插两句。
　　　　　　 《丑陋的中国人》中很多是对的，自然也有错的，因为它上面说的很多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来否认的。
　　　　　　 这就奇怪了，从这个结局来看，我们这个国家，看来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大监狱了。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的国家为什么这么大，为什么这么强大呢？
　　　　　　 原因在于，我们的祖先不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很多人正是我们祖先所摒弃的那类人，我们不幸，我们无能。
　　几年来，我一直在默默思考，为什么我们这个民族看上去，这么地不行，却有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莫非我们的生活方式，甚至我们的一些陋习，真的是国家能够兴起的原因。
　　　　　　 我始终想不通。
　　　　　　 于是我渴望知道，我们的祖先究竟是为什么创造了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于是我翻来覆去地看历史书，不断地去想，这是为什么呢？
　　　　　　 我把从史记到清史稿以来的所有国家制订的历史书看了好几遍，几千年来的事情，在我的心中，一直在翻来覆去，人物也渐渐变得活动起来。
　　　　　　 结果我发现，我们的祖先不是这样的。
　　　　　　 有一次，我看《勇敢的心》，心里很为这部片子而感叹，因为我感到悲伤，同时感到自卑。因为我深恨自己不是这个伟大民族的一员，因为我坚信：不自由，勿宁死。
　　　　　　 但是我查了一下，发现美国人骗了我们，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根本不能和我们祖先相比的人。
　　　　　　 我们的祖先是什么人呢，本来我是在想，等我写了这一段文字以后，再发出来，和大家共商。发在天涯的《煮酒论史》上，因为这似乎是它理想的归属。
　　　　　　 可是，历史真的和经济没有关系嘛，关系是很大的。
　　　　　　 我在这里举两个例子，和大家共商：
　　　　　　 一、现在什么酒比较贵，是洋酒。特别是法国的葡萄酒，我们要讲多少年多少年醇的，于是可以卖到几千块，甚至几十万块。
　　　　　　 可是我们的传统酒呢？除了五粮液、茅台以外，一般的酒还真是便宜。比如说绍兴酒是很出名的，可是它的一个品种“古越龙山”却只能买几块钱一瓶，为什么？
　　　　　　 因为我们国家衰落了，所以人们的时髦是国外的时髦，当然这一点，在我们强盛的时候，人家也这么干过。并不是我们有什么民族自卑心理。
　　　　　　 绍兴酒真的不如葡萄酒吗？
　　　　　　 如果我们国家是强盛的，为各个国家所景仰，自然我们的绍兴酒也将成为很多国家崇拜的对象，自然有很多人来喝，于是价钱就上去了，于是法国葡萄酒就成了几块钱也没有喝的酒了。
　　　　　　 于是我们也会很自豪地在上面标上，这是10年醇的酒，这是20年醇的酒，而且还会出现一大堆品酒师，故弄玄虚地尝着，品着。自然这么一来，绍兴酒就贵了好多。
　　　　　　 可是我们前几代输了，所以我们就以为我们自己的东西不时髦了。这就是历史在人们的心里造成的文化概念。
　　　　　　 自然，我们的胡琴、我们的古筝……很多和文化有关的东西也会火热起来。
　　　　　　 于是我们的GDP就会高上去好多好多。历史怎么对经济没有影响呢，影响很大的呀。
　　　　　　 但是在经济发展中，有一些东西不能改变，是什么呢？是一些很处于中心位置的技术。我们的纺织机能不能比人家做得更快；我们的汽车能不能比人家跑得更快；我们能不能在美国人还没有踏上火星的时候先踏上去；我们的产品能不能更切合人的需求……
　　　　　　 只要这些核心的技术上去了，我们就扭转了历史，扭转了文化的倾向，所以不用为那些文化上的倾向带来的经济低估担心，只要我们强盛了，它们迟早会是我们这边的。
　　　　　　 关键是我们能不能强盛。
　　　　 二、现在中国什么地方经济比较发达？长三角和珠三角。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固然和很多自然条件有关系，但是难道和人文环境没有关系吗？
　　　　　　 举例说，江阴，现在在全国百强县里不是第一，就是第二，但是摊开史书，可以发现江阴人还很牛B的，
　　　　　　 清朝委派的知县宣布剃发之后，江阴人相率“拜且哭曰：头可断，发不可剃”的情况下爆发的。从闰六月初一到八月中秋两个多月期间，清军对江阴屡攻不下，丧亡“三位王爷和十八员大将”，而江阴城中粮食眼看就要告罄，但战士们却士气越发的激昂，高唱着“江阴人打仗八十日，宁死不投降”的雄壮军歌。清军又调来西洋大炮轰城，八月二十日，江阴城被清军攻破。清军攻进江阴后，十分痛恨江阴人民的顽强抵抗，就下令屠城，“满城屠净，然后封刀”。全城人民“咸以先死为幸，无一人顺从者。”大砍大杀了三天，被屠杀者达17万两千人，未死的老小仅有53人。江阴这小小的城池，抵抗清兵达80多天之久，打败了清军二三十万的大军，杀死了七万五千多清兵，使其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现在江阴的经济发展很迅猛，难道和这没有关系吗？
　　　　　　 中国的经济，是在强大的政府的夹缝中产生的，那个地方人民比较英武，那个地方民风比较强悍，经济就相对比较容易发展。
　　　　　　 浙江台州经济近年来，发展也很快，问问台州人是什么脾气，他们都自称海盗脾气。
　　　　　　 这些或许就是历史造成的民风和经济发展的原因。固然不完全准确，但也不能否认。]
　　　　　　 至于那些遇到外敌入侵，很快投降的地方，很多经济是发展不起来的，因为老百姓比较害怕。
　　　　 1999年夏天，我开始准备考研究生，整个夏天，我都呆在一间肮脏的小房子里，每个月租金五十块。我每个月可以收入四百块，因为我在做家教。
　　　　　　 但是我别无退路，因为事实上，我父母亲现在连我的生活费也负担不起了，我的生活费只能靠自己。
　　　　　　 到了暑假结束的时候，其中一家辞退了我，决定不要我；另外一家留下了我。我当时一个月大约只花三十块钱左右。很省很省的。所以我还能有几百块钱的剩余。
　　　　　　 对于我来说，这足够我两到三个月的生活费了，没有关系了。
　　　　　　 所以我花了6块火车费，回到家里。
　　　　　　 这时候，天黑了，周围的人家的电灯一点点地亮了起来，但是我们家的没有，我父亲、母亲两个人坐在地上，整理着大白菜，这时候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只能种蔬菜了，而且大白菜价钱很低，大约只有一毛钱多一斤。所以累死累活，几乎挣不到什么钱。
　　这样子，父亲和母亲辛辛苦苦，大约已经挣了1000多块钱，正好够弟弟上学的钱。看到我回来，愣了一下，大约是以为我去找他们要钱，两个人露出了很勉强的笑容：“啊，你回来啦！”
　　　　　　 这时候我其实注意的很不多，于是我就开始和他们大谈起来，说自己大约有了两个月的生活费用，下面还可以继续来，所以没有关系的。
　　　　　　 后来我就回去看了他们一下，又到学校里去。坐在火车上，突然一股气冲上我的胸口：为什么人家考研究生都不需要象我这样，一边打工一边考研究生，而且还要上好课！我的眼泪一点一点地掉了下来，周围的景色很模糊。
　　　　　　 这时候，我想到了一首诗：
　　　　　　 “功业未及建。夕阳忽西流。
　　　　　　 时哉不我与。去乎若云浮。
　　　　　　 朱实陨劲风。繁英落素秋。
　　　　　　 狭路倾华盖。骇驷摧双辀。
　　　　　　 何意百炼刚。化为绕指柔。”
　　　　　　 我对自己说，生在这个世界，实在不幸，以后只能一个人糊糊口就算了，什么雄心壮志，什么宏图伟业，见鬼去吧！
　　　　 时间过得很快，我也很累，一边要为了一个月两百块，每个月晚上花上20个小时去做家教，但是我不想对同学们说，所以等到我晚上回来的时候，他们就问：“你干什么去了。”我就回答：“看录像去了。”
　　　　　　 于是同学们就大摇其头，说我实在不象话，一边考研究生，一边还要看录像，而且是每周有时两次，有时三次，可是他们那里知道：我不出去“看录像”，就没有明天的饭钱！而且这饭钱每月只有两百块！
　　　　　　 这时候，遇到一个要命的问题：我的钱没有，固然没有办法上辅导班，可是也没有办法卖新书，而我考的东西是在变动中的。
　　　　　　 于是，我不断地逃课，如饥似渴地到新华书店、外文书店去，找到一些相关的书籍，在那里背熟，回来记在本子上（我的记忆力很好）。
　　　　 不久我发现了一个很好的地方，那就是省图书馆，我于是就在那里面经常性地一泡就是一整天，办个阅览证居然只要五块钱，这大约是社会主义残存的一点点东西，社会主义真是好啊。
　　　　　　 图书馆的人开始认识我了，因为我经常是每天他们还不到，我就骑着一辆自行车到了。时间长了，他们也会特别注意一些书籍，收集起来，到时候叫我去看，以便于我考研。
　　　　　　 到了最后大约一个月，他们更是好，居然同意我进借书室里去，在那里，我发现了很多我以前没有看到过的资料，为我以后的考试提供了很多知识。（我考的这个学校，要命就是它不提供参考书目，也不提供其它的内容，反正只要是它学科的东西，都要考的。）
　　　　 到了学期结束的时候，我们系里居然又给了我们考研的人一个大利好，居然可以就某些专业课目申请期末考试缓考！大家乐坏了，可是我并不高兴，因为我实际上很喜欢法语，谁都明白缓考是什么意思。
　　　　　　 有的时候，事情快成功的时候，人往往很迷茫，于是在考试前，大约一周，我不断问自己，为什么要考研呢？为什么呢？特别是当时学校基本上已经决定，我们这一批人如果通过英语专业八级，就可以在南京的一些高校中去教公共英语。
　　　　　　 可是英语专业八级和考研对我来说，几乎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得，所以我想，如果我放弃考研，就有可能留在南京的高校中做个教师；如果我坚持考研，八级一定考不上，研究生又考不上的话，那只有回老家做个中学教师的份了（我们是最后一届包分配的）
　　　　 我把这个顾虑对我母亲讲了以后，我母亲大怒：“想不到生了你这么个没出息的东西，你见过开弓之后有回头箭的吗？”
　　　　　　 我一想，也是，花了这么长时间，再说八级也不一定能够考得上。反正至少有一条退路，为什么不去干呢？
　　　　　　 于是我就停止胡思乱想，更加积极地准备。
　　　　　　 其实我不应该低估自己：因为我的记忆力很好，政治在高考的时候背过了，四年后还没有忘记，所以不用太担心；我是学英语的，英语也不用很担心；所以我要对付的，只是专业课而已。
　　　　 考试前两天,我终于看了一下政治。2005年1月23日，那时，很多人们还沉浸在当月1月1日叶利钦让位给普京的新闻中，我们却开始了人生的又一次大考。
　　　　　　 这次考试和很多次考试不同，首先你坐的周围不是和你考一样的学科的人，而且也不是考同一个学校的。我现在还记得我后面坐的是考是协和医科大学的外科专业的。而我考的却是文科，和他一点也不同。
　　　　　　 此外，这次考试和以前不同的是，以前大家都很认真，这次上了考场以后，实际上我是很无所谓的。因为工作问题不是很大，所以并不着急。
　　　　　　 老天爷真是帮忙，我一看专业题，几乎笑死了，考题居然和我原先估计的题目是一样的，很多在考试之前，我已经做了标准答案。上天真是有眼哪！
　　　　　　 在考试课目中，有一门叫做申论，实际上就是写文章，我一口气写了4000字，写好以后，一看手表，居然只剩下两分钟。这时候，才发现自己的脚有点冷，抬头一看，外面是白雪飘飘，已经是很厚的一层了，真是很奇怪的一种感觉啊。
　　　　 考试过了，尽管我觉得考试考得还不错。
　　　　　　 考试的时候，已经放假了。我回家了以后，又开始紧张的准备起了英语专业八级考试。
　　　　　　 年过了以后，我发现，原来人生很多事情是要逼迫的，原本自己觉得完全没有时间的日子里，居然也能挤出了很多时间。到了回许学校的时候，我已经做好了十套模拟题，还背了大约一万六的单词，而且还背熟了，在一个月之内，我完全准备好了迎战专业八级。
　　　　　　 三月十几号，一个上午和下午，我又考了英语专业八级。第二天，我们就背上背包，去一些中学开始毕业实习。我去的是镇江。
　　在镇江实习的两个月，我看到的就是前面我所看到的那一幕。
　　　　　　 做教师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它的有意思之处就在于：实际上教师明明是一个水平也不是很高、而且为人也不见得很高尚的人，却要把自己伪装成很高尚、水平很高的人。
　　　　　　 带我们几个同学的是一位老头，所谓老头，有两层含义：第一层，资格比较老；第二层，比较狡猾，或者说善于伪装。
　　　　　　 对这老头，我早有耳闻，据说他给我的上一届打的分数都很低。我和另外一位女同学心中暗自嘀咕。
　　我当时的心里很紧张,但是谢天谢地，我的实习搭档很世故，因为她似乎永远在换男朋友，而且似乎每次都是她甩了人家，尽管似乎打胎了好几次。
　　　　　　 世界上有三种世故：一种是对你有益的；一种是对你不利的；还有另外一种，是和你完全没有关系的。
　　　　　　 既然我不打这位女同学的主意，那就不会对我不利，但是我们两人又不得不面对着这么一个老头，自然她和我利益相关，所以她的世故对我是有利的。
　　　　　　 人的世故有两种，一种是非物质的，另外一种是物质的。感谢上帝，我的这位女同学两样都有。于是她开始说好话；而后去茶叶店，称了一罐茶叶，罐子上印着“碧螺春”，而后先对这个老头在说话的时候声称自己有亲戚在苏州，而后把茶叶拿出。
　　　　　　 如果单纯送茶叶的话，被人用来自己喝，很容易露馅，但是如果给对方造成一种比较珍贵的假象后，那就不是收礼的人喝了，而是别的什么人来喝。
　　　　　　 谁也不会埋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