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叶之路”：从福建到中俄边境 穿越一万华里行程三个多月
主持人：这是我们一个感性的认识也是它的一个价值和意义。对于普通网友来说，或者对不了解这条道路的人来说，我们可能第一可以先理清它的原貌，我们所谓的“茶叶之路”是指从哪到哪，途径哪些地方？
邓九刚：今天非常遗憾，过来的比较匆忙，我没有带我的书。我出版《茶叶之路》这本书有四幅地图，就是全面描绘了“茶叶之路”的起始，大体是这样的，在我们国家版图的东方，沿海的省份福建、武夷山下那些盛产茶叶的地方，是茶叶之路的起始点，具体说，在福建东北部有一个著名的茶叶小镇叫做下梅镇，它处在四省通衢之地，这是非常有名的水乡小镇，这个地方处在浙江、江西、安徽和福建交界一个地方，是四省通衢，交通枢纽，而且它处在这个位置的周围就是盛产茶叶的地方，茶商就是我们传统说的晋商，北京的商帮、河北的商帮，这些经营茶叶的中国茶商们，到那个地方采买了茶叶，在下梅镇经过加工、包装，通过船运水路运到长江口岸的九江，通过九江换一个大船，从福建走到江西，换大船进入长江，逆流而上，经过武汉到达现在的襄樊，过去的襄阳，就上岸了。
主持人：福建、江西、湖北，已经跨了三个省了。
邓九刚：然后从襄阳，这些茶叶就上岸了，不能再走水路了，再走水路就进入四川了。上了岸以后，用过去我们呼和浩特人来说的习惯用语“高脚”，就是驼、马、驴、骡，这种动物把茶叶驮运到呼和浩特、张家口这样两个集散地，北方的茶叶集散地。在清代，呼和浩特是整个蒙古高原西起塔尔寺，东到海拉尔、南到长城，北到贝加尔湖藏传佛教的宗教中心，那里有许多寺庙，呼和浩特在历史上是非常有名的召城，它是宗教的中心，所以它有巨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我们的商业发展就依靠着这种宗教的力量。从那个地方重新把茶叶再包装一次，然后基本上全部用驼队，就是非常有传奇色彩的驼队向北行进，穿越现在的内蒙、外蒙中间的大戈壁，走了56天到58天的时间，到达现在的乌兰巴托，清代时候的库仑，在库仑往北走180厄立，到达中俄边境的口岸城市——买卖城，现在这坐城市已经荡然无存，但是在俄罗斯境内和它对应的伙伴城叫“恰克图”，现在是一个非常有历史文化积淀、非常有政治地位的俄罗斯边境城市，它记载了证实这条商路的促成和它的活动，在“恰克图”民族文化博物馆里面，保存着大量17、18、19世纪这条“茶叶之路”经营的时候商帮、商号以及我们中国“买卖城”的许多图片、实物包括商人用的服装、横器、茶叶，乃至于居住的房屋的照片和实物。
主持人：比较完整地保留地对那段历史的回忆。刚才您说从福建一直到中俄边境，几乎穿越了大半个中国。
邓九刚：这条道路到“恰克图”只是“茶叶之路”的一半，就是中国境内的一部分。据有心人统计过，是一万华里。
主持人：像在那个时代走这么一万华里大概得多少时间？
邓九刚：大概得三个月。
主持人：我们来帮商人算笔账，一年中三个月，肯定还要事先准备，比如种茶、采茶，然后再到中俄边境交换货物，回头再把这个货物反销出去，整个过程是不是得花小半年。
邓九刚：当时那种情况下，甚至还要更长的时间。
主持人：他们这么一趟下来，利润有多少？
邓九刚：那个时候的经营，运输是运输，在“恰克图”，我们对应的中国一方面的口岸城市——“买卖城”，都有他们的商号和库房，包括呼和浩特，就是当时的“规划城”，也有这些主要商号的库房和中转站，所以这些茶叶不是一次性完成运输，比如说当时在“茶叶之路”上号称是“华商”，中国商人旗舰的商号叫“大盛魁商号”，它先现在的规划城，就是现在的呼和浩特，就是总部、总号。那个地方有非常大的院子、库存，茶叶运到这个地方也许立刻走，也许停一段时间。另外我们说茶路之路是主干，实际上茶叶进入蒙古高原的时候就已经进入到了它的终极市场，整个内蒙、外蒙、西伯利亚，是茶叶，尤其是砖茶的终极消费市场。
透析晋商“运茶”动机：追逐利润
主持人：刚才我们说从福建运茶的有晋商、有京帮。
邓九刚：也有天津、河北、陕西帮。
主持人：占主体的是哪些商人？
邓九刚：当然就是赫赫有名的晋商。
主持人：这个话题自然而然回到我们另一本书中《大盛魁商号》。刚才我们通过对茶路的回顾，已经大致了解了当年的“茶叶之路”是什么样的概况。随之而来的是在山西的晋商为什么对运茶这么情有独钟，并且能够成为主导的力量？
邓九刚：首先有一个地利的原因，大家打开地图就可以看到，山西省和草原是接壤的，河北省和草原也是接壤的，这两个地方又离北京很近，同时，山西自古以来就是沟通中原和北方草原的一个大通道，说这个话我们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时代，比如2000年以前，在匈奴主宰草原的时代，山西省作为地理单元，它就是匈奴南下和中原农耕民族北上的大通道，这种通道的作用一直延续到近代、现代和现在。经历魏晋南北朝，到后来大家都熟知的鲜卑时代，大同的云冈石窟、洛阳的龙门石窟，都是鲜卑人创造的灿烂的文化瑰宝，鲜卑人就是沿着现在地理上的山西这条大通道南进。这条通道经过2000年的漫长历史，军事的、政治的、文化的，尤其是被我们忽略的大量存在的商品交易的历史过程，培育了山西人的商品意识。这是我很多年来探究晋商发生、发展根源所找到的一个源头。
主持人：这是地理上的原因。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我们能不能说“茶叶之路”是由晋商开辟的？
邓九刚：我们不这样说，因为它不准确。我在这本书里给出“茶叶之路”的一个概念，它起始时间规定在《尼布楚条约》签订，《尼布楚条约》签订大家都知道是发生在1689年。《尼布楚条约》签订以后，中国和俄国，一个亚洲最大的文明古国和欧洲兴起的俄罗斯帝国相互面对面站在一起，他们由战争走向和平，由对抗走向交往、对话。《尼布楚条约》结束了战争之后，第三年，彼得大帝就派出了第一支商队来到了北京，这支商队在1692年的12月，由莫斯科出发，带队的是一个荷兰人，叫做伊泰斯，他带着彼得大帝的国书，170个人的庞大队伍，经过整整一年的艰苦跋涉，经过了西伯利亚，经过了我们现在的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上的一座城市，就是黑龙江上游的俄尔古纳村，齐齐哈尔，然后南下到达北京，康熙皇帝在紫禁城设盛宴，接待了来自俄罗斯的友好使团，这在中俄历史上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事情。而且恰好今年是伊泰斯商队进入中国350周年纪念，我们有一些从事茶叶贸易的朋友们正在以巨大的热情筹备纪念这个活动。
主持人：也算非常赶巧。
邓九刚：从这个角度来说，“茶叶之路”的开辟就是中国和俄罗斯两个国家的商人，我们也不应该忘记的俄罗斯当时一个很著名的君主——彼得大帝和我们康熙皇帝共同联手开辟了这样一条国际商道、一条友谊商道。
主持人：当初晋商花费这样大的精力做这样的事情，他最根本的动机是什么？
邓九刚：从商人的角度来说，就是追逐利润，这是毋庸置疑的。
主持人：这条“茶叶之路”有没有满足他们追逐利益的动机？
邓九刚：肯定有了。不但满足了，他们在这条商道上所获得的利润可以用“巨大的”来形容，或者比巨大还要大。我们现在已经无法考证当年山西商人、京帮商人，这些茶叶商人究竟在这条商道上得到了多大的经济利益，但是有一些参照物，比如说现在矗立在山西大地上的几座大院：乔家大院，具有皇家气魄，雕梁画栋，非常奢华，极近奢华，但是如果你再去山西的另一个大院——常家大院去看的话，你就会看到乔家大院是一个小玩意，常家大院大到什么程度？它同时可以接待三千游客在里面活动一天，这样一个院子，这只是说一个家庭，就是一个大的城堡概念。 还有一些形象化的比喻，在张家口、呼和浩特都有这样的传说，大盛魁，当时在“茶叶之路”上活跃着的晋商一支旗舰——大盛魁商号，它的财富有多少？从张家口到库仑（现在的乌兰巴托），用50两重的元宝，密密麻麻摆开来，都可以打来回。他就有这么多钱，富可敌国。 慈禧太后在八国联军进北京时西逃，在西安，路过常家大院，在这里住，和常家借银子，还不了债，最后给了一些宝物抵债，就是皇家都得借他的钱。他就这样的有钱。
主持人：这从一个角度证明了“茶叶之路”那样的艰难，依然会有很多商帮前赴后继做这个事情。但是今天回顾这条路，肯定不是全部着眼于它的经济价值，而更多的是在这么一个个经济开辟的道路上散播了很多文化的意义。
邓九刚：从商人的角度是很单纯了，他是在追逐利益，从国家的角度，从皇家的角度，他考虑更多的是国家的开放、国家的富强。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这条“茶叶之路”所提供给俄罗斯的财富占有他们国库总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有专家这样形容，没有这条商道就没有后来强大的俄罗斯。这条商道从中间有过几次小的波折，由于一些误会、摩擦，大清皇帝就把这个口岸关闭了，一旦关闭了口岸，俄国方面就非常的着急，因为俄国人急需要中国的茶叶、瓷器、粮食、布匹，早期中国的吐蕃，比如说药材。 在17、18世纪的时候，西伯利亚是俄罗斯的新领土，那个地方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对于俄罗斯人来说，对于中国人来说都是一个遥远的、寒冷的、闭塞的、阴暗的地方，那是寒冷空气的老家，给人这样一个印象。对于俄罗斯人来说是一个流放罪犯的地方，许多革命党人都流放到那个地方，去了就回不来。很多当地的渔猎民族，我指的是17、18世纪的时候，西伯利亚的原住民。比如波利亚特人，亚库斯特人，他们处在生产力极度低下的社会阶段，靠什么？打鱼、打猎来生活，他们穿的是鱼皮制作的衣服，吃的是什么？海豹的心脏，把海豹拿刀子弄开，直接把心脏血淋淋的吃用。用我们的话说那里是蛮荒之地、茹毛饮血。很落后。 同样的，比它稍微好一点，就是蒙古高原，由于常年的战争，物质极度匮乏，很多牧民家里没有做饭的锅，没有切菜的刀，没有布匹做的衣服。这条商道开辟以后，用中原物质的文明，慢慢把它融化开，同样这样的物质文明也携带着精神的、文化的东西，就是来自中国的物质和文化，使得蒙古高原和西伯利亚迅速地开化，迅速地发展。
